王子今 | 秦造船技术论略
基本信息
摘 要：秦交通能力的优越, 成为实现统一的技术条件之一。秦王朝的行政建设, 也以发展交通作为重要任务。回顾秦交通史, 可以发现水运的作用。而船舶制造方面的历史性进步, 由秦人的努力得以实现。秦代造船技术的进步, 通过秦始皇出巡乘船江航海航的记载可以说明。若干相关文物资料也可以作为实证。徐巿船队的规模, 有载送“振男女三千人”“童男女数千人”及“百工”, 甚至“共数万家”之说。徐巿出海, 有造船技术为基础, 同时又必然促进了地方造船业的发展。
作者简介： 王子今, 男, 河北武安人,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教授, 博士生导师。文章原刊：《江苏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年第3期。
秦代交通能力的优越, 成为其实现统一六国的技术条件之一1。秦王朝的行政建设, 也以发展交通作为重要任务。回顾秦代交通史, 可以发现水运的重要作用。而船舶制造方面的技术与管理层面的进步, 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以实现。
《史记·淮阴侯列传》记载秦汉之际战争史, 说韩信击魏, “益为疑兵, 陈船欲度临晋, 而伏兵从夏阳以木罂缻渡军, 袭安邑。”裴驷《集解》:“服虔曰:‘以木押缚罂缻以渡。’韦昭曰:‘以木为器如罂缻, 以渡军。无船, 且尚密也。’”2韩信利用这种奇特的水上运载工具抢渡黄河天险, 终于平定河东。这一秦汉之际的战争史故事, 体现了在船舶缺乏的情况下的特殊进军方式。回顾秦史, 可以看到使用充备船舶“水通粮”的记录3。有迹象表明, 秦统一进程中已经使用大量船舶用于运送兵员和物资。秦始皇出巡, 浮江及行于海上, 均应乘坐高等级的航船。船舶制造是一项综合性产业, 需以多种工艺和生产技术为基础, 它可以较为全面地反映社会的生产水平, 因而, 秦代造船业的发展成就在一定意义上标志着当时手工业制作技艺的最高水准。秦代造船业为社会经济的繁荣和社会交往的发展提供了作为必要条件的数量繁多、性能良好的各种类型的船舶。
一、“秦夺楚黔中地”与“浮船牂牁江”由西南地方史料可见水运与造船业发展的迹象。早期船舶系泊多使用缆索和带缆桩等设备, 传说“牂柯”地名由来即与此有关。《史记》卷一一六《西南夷列传》记述汉武帝时“浮船牂牁江”击南越的设想:
建元六年, 大行王恢击东越, 东越杀王郢以报。恢因兵威使番阳令唐蒙风指晓南越。南越食蒙蜀枸酱, 蒙问所从来, 曰“道西北牂柯, 牂柯江广数里, 出番禺城下”。蒙归至长安, 问蜀贾人, 贾人曰:“独蜀出枸酱, 多持窃出市夜郎。夜郎者, 临牂柯江, 江广百余步, 足以行船。南越以财物役属夜郎, 西至同师, 然亦不能臣使也。”蒙乃上书说上曰:“南越王黄屋左纛, 地东西万余里, 名为外臣, 实一州主也。今以长沙、豫章往, 水道多绝, 难行。窃闻夜郎所有精兵, 可得十余万, 浮船牂柯江, 出其不意, 此制越一奇也。诚以汉之强, 巴蜀之饶, 通夜郎道, 为置吏, 易甚。”上许之。乃拜蒙为郎中将, 将千人, 食重万余人, 从巴蜀筰关入, 遂见夜郎侯多同。蒙厚赐, 喻以威德, 约为置吏, 使其子为令。夜郎旁小邑皆贪汉缯帛, 以为汉道险, 终不能有也, 乃且听蒙约。还报, 乃以为犍为郡。发巴蜀卒治道, 自僰道指牂柯江。蜀人司马相如亦言西夷邛、筰可置郡。使相如以郎中将往喻, 皆如南夷, 为置一都尉, 十余县, 属蜀。
这是西南夷交通经营的重大事件。然而牂柯江水路的开通可能相当早。张守节《正义》:“崔浩云:‘牂柯, 系船杙也。’常氏《华阳国志》云:‘楚顷襄王时, 遣庄蹻伐夜郎, 军至且兰, 椓船于岸而步战。既灭夜郎, 以且兰有椓船牂柯处, 乃改其名为牂柯。’”司马贞《索隐》:“道牂柯江。崔浩云:‘牂柯, 系船杙也, 以为地名。’道犹从也。《地理志》夜郎又有豚水, 东至南海四会入海, 此牂柯江。”4《汉书》卷二八上《地理志》 (上) “牂柯郡”, 颜师古注:“牂柯, 系船杙也。《华阳国志》云, 楚顷襄王时, 遣庄蹻伐夜郎, 军至且兰, 椓船于岸而步战。既灭夜郎, 以且兰有椓船牂柯处, 乃改其名为牂柯。”5《华阳国志》卷四《南中志》记载庄蹻伐夜郎事:“楚顷襄王遣将军庄蹻泝沅水出且兰以伐夜郎, 植牂柯, 系船于是。且兰既克, 夜郎又降, 而秦夺楚黔中地, 无路得反, 遂留王滇池。蹻, 楚庄王苗裔也。以牂柯系船, 因名且兰为牂柯国。”6
“牂柯”地名较早见于《管子·小匡》7。“牂柯”得名或说因江中两山远望似系船杙, 也很有可能只是当地少数民族语地名之音译。楚军“道牂柯江”事与“秦夺楚黔中地”相关。秦军与楚军应当都继承了当地的交通传统, 利用了当地水运条件, 并采用了当地的造船技术。
二、司马错攻楚, “大舶舩万艘”秦在发起统一战争的历史进程中, 往往可以集结数量相当惊人的水军用船。据说司马错率秦军顺江而下攻楚, 调用大型运输船舶“万艘”。《华阳国志》卷三《蜀志》:
司马错率巴、蜀众十万, 大舶舩万艘, 米六百万斛, 浮江伐楚, 取商於之地, 为黔中郡。8
所谓“大舶舩万艘, 米六百万斛”, 船载600斛, 是当时排水量较大的船舶9。《太平御览》卷七六九引《蜀王本纪》言及秦沿江“攻楚”的战争准备, 船队规模也大致相当:
秦为舶舡万艘, 欲攻楚。10
其实, 司马错等谋伐蜀时, 已经有利用巴蜀造船能力东进伐楚的准备。《华阳国志》卷三《蜀志》:
蜀王别封弟葭萌于汉中, 号苴侯。命其邑曰葭萌焉。苴侯与巴王为好。巴与蜀仇, 故蜀王怒, 伐苴。苴侯奔巴。巴为求救于秦。秦惠王方欲谋楚, 与群臣议曰:“夫蜀, 西僻之国, 戎狄为邻, 不如伐楚。”司马错、中尉田真黄曰:“蜀有桀纣之乱。其国富饶, 得其布帛金银, 足给军用。水通于楚。有巴之劲卒, 浮大舶船以东向楚, 楚地可得。得蜀则得楚。楚亡, 则天下并矣。”惠王曰:“善!”[1]
所谓“浮大舶船以东向楚”的战争形式, 值得军事史研究者和交通史研究者重视。
张仪说楚王, 曾经炫耀秦国水运优势:“秦西有巴蜀, 方船积粟, 起于汶山, 循江而下, 至郢三千余里。舫船载卒, 一舫载五十人, 与三月之粮, 下水而浮, 一日行三百余里, 里数虽多, 不费马汗之劳, 不至十日而至扞关。”11楚汉战争时, 郦食其说齐王, 溢誉刘邦军威, 也说到“蜀汉之粟方船而下”的强大的水路军运能力。司马贞《索隐》:“方船谓并舟也。”12
“舫”即“方船”“并舟”, 这种以旧有船型两两相并的新型运载方式的普及, 使得“舫”成为船舶的通称。《说文·舟部》:“舫, 船也。《明堂月令》曰‘舫人’。‘舫人’, 习水者。”段玉裁注:“《篇》《韵》皆曰:并两船。是认‘船’为‘方’也。‘舫’行而‘方’之本义废矣, ‘舫’之本义亦废矣。《尔雅·释言》曰:‘舫, 舟也。’其字作‘舫’不误。又曰:‘舫, 泭也。’其字当作‘方’, 俗本作‘舫’。《释水》:‘大夫方舟。’亦或作‘舫’。”13
而《华阳国志》卷三《蜀志》说到楚汉战争“蜀汉之粟”水运规模, 也使用了“万舩”这样的文辞:
汉祖自汉中出三秦伐楚, 萧何发蜀、汉米万舩, 南, 给助军粮。14
所谓“万舩”自然只是概数, 然而亦大致反映了秦汉之际船运规模。输送“蜀汉之粟”或曰“蜀、汉米”的船舶, 应当有秦时制作者。
三、番禺“为舟”遗存《山海经·海内经》有“番禺是始为舟”的记载, 表明“番禺”是发明早期船舶制造技术的神话人物15。番禺今天作为一个地名, 所指示的地方在今广东省广州市, 秦时为南海郡治所在, 曾为尉佗所都, 为南越政权长期经营, 是南海最大的海港, 其地理形势“负山险, 阻南海”16。所谓“阻南海”, 交通条件受到“南海”的阻碍, 然而另一方面, 又可以利用海洋航运的便利, 向南洋发展。《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写道:“九嶷、苍梧以南至儋耳者, 与江南大同俗, 而杨越多焉。番禺亦其一都会也, 珠玑、犀、瑇瑁, 果、布之凑。”17《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也说:“ (粤地) 处近海, 多犀、象、毒冒、珠玑、银、铜、果、布之凑, 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番禺, 其一都会也。”18因“处近海”, 番禺当时已成为国际性商港。广州南越王墓出土物之绮丽华贵, 充分说明其地之富足。而所谓“珠玑、犀、瑇瑁, 果、布之凑”, 说明番禺作为贸易“都会”, 海运实为重要的条件。“番禺……水路四通八达, 沿江而走可通南越境内的许多郡县。东南是珠江出海口, 在对外交通贸易方面占有非常优越的地理条件。广州西汉墓中出土的木船模型, 种类很多, 有适合在浅窄河涌划行的货艇;有作交通用的渡船;有行驶于江河湖泊上的航船。此外, 还有航行于海上的‘楼船’之属。这种‘楼船’模型, 形体高大, 结构复杂。船上建重楼, 船后设舵, 有10桨1橹, 船板施彩画。”从事南越国考古的学者认为:“这批木船模型所反映的造船技术水平在南越时期是能够达到的。”“到西汉末年, 番禺已成为海外贸易的集散地, 跃居当时全国19个著名的都会之一。这不能不说是基于南越国打下的基础。”19其实, 年代稍早, 经济生活密切衔接的秦代“打下的基础”也不能忽视。斯里兰卡出土的“半两”钱20, 说明番禺出发的海船开通南洋航路, 可能在秦代已经实现。
被学者判定为广州秦汉造船工场遗址的宏大遗存, 其性质如果确实与造船业有关, 当可以反映番禺在南海航运系统中的地位21。有发掘者和研究者指出, 这处年代大致为秦始皇统一岭南至西汉初年文景时代的造船工场遗址, 位于广州市区中心的中山四路西段, 旧称“禺山”。经试掘, 揭露出一部分船台区和木料加工场地。遗址上层出土了秦半两钱、汉初半两钱、秦汉瓦当以及西汉初期的陶器等文物。
据发掘者记述, 该船台区有3个呈东西走向平行排列的造船台。试掘情况表明, 1号、2号两个船台, 都是由枕木、滑板和木墩组成的水平式船台, 其结构大致相同, 均为两行平行铺设的厚重滑板构成一组滑道, 滑道下垫枕木, 以保证地基受力均匀, 从而使船台具有稳固的基础和必要的水平度。滑道上两两相对平置用以承架船体的木墩。由现今残存的高度推测, 木墩原高大约1米左右。本墩的纵向间距不等, 其位置当大致与船体的肋骨或船舱的间距相对应。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在滑道的滑板与枕木之间不做固定处理, 滑道的轨距可以调整。1号船台的木墩与滑板之间也不做固定处理, 纵向墩距也可以自由调整。这样, 就可以根据需要用一个船台来制造大小不等的船舶。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船台, 可以分别修造规格不同的船舶, 也可以修造同一规格的船舶, 而且甚至能够并台修造更为大型的船舶。据l号船台的钻探材料推测, 船台长度达100米以上。当时可能已经有与船台相衔接的斜坡或下水滑道。船台木料经鉴定, 木墩采用可承重压的质坚格木, 滑板则采用格木和耐腐的樟木, 枕木采用富有弹性的杉木、蕈树等。据C14年代测定, 1号船台年代为距今2190+190年 (即公元前240+90年) 。据船台滑道的宽距估算, 1号船台所造船舶的船体宽度为3.6米至5.4米, 2号船台所造船舶的船体宽度为5.6米至8.4米。总的说来, 这一造船工场可以建造宽5米至8米, 长20米至30米, 排水量达25吨至30吨的大型木船。1号船台和2号船台间距3.65米, 若将二者并合, 则可以生产规模更大的船舶。1号船台出土有铁凿、铁锛、木垂球、铁挣凿、磨刀石等造船工具, 并发现几种不同类型的铁钉以及划线用的铅球等物。在1号船台南侧发掘出一部分造船木料加工场地, 场地上还存留有造船剩余木料。西侧又有一个由木桩、横木构成的用以烤弯造船木料的井字形木架, 即称作“弯木地牛”的造船设备22。
对于这处被判定为“广州秦汉造船工场”的遗存, 有研究者认为, 规模较为庞大、船台结构也较为先进。相关的结论如果确实, 则可以表明在两千多年前中国造船业的技术设备和生产能力就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中国考古学·秦汉卷》有关“秦汉地方城邑”的内容中, 只是在说明与其他发现的时间关系和空间关系时称此为“秦汉的‘造船遗址’”“造船场遗址”, 并没有进行具体的介绍23。
秦始皇时, “使尉屠睢将楼船之士南攻百越”[5]。所谓“楼船之士”, 可以理解为类似于军种兵种的标识。据《淮南子·人间》, 远征军调用兵力竟然至于“发卒五十万”24。可以推想“楼船”部队应当有相当可观的数量。这一规模甚大的军事远征, 对造船业生产技术和生产规模无疑都提出了相当高的要求。
四、秦造船能力的文物实证上文论及有的学者以为“造船工场”的广州的考古发现, 未能取得学界共识。但是在“番禺”旧地寻找秦时造船遗址的思路, 无疑是正确的。
云南晋宁出土铜鼓上有滇人水上行船图案, 侧舷用短桨推进, 船尾置被称作“梢桨”的大桨25。有的学者根据相关资料推定, 这些“滇族在江、湖上所使用的船只, 可能是独木舟”26。
在福建连江岱江下游近海处, 曾发掘出土一条长7米多的年代大致相当于秦汉之际的独木舟27。这一资料, 也可以为秦造船史考察提供参考。
独木舟当然是对制作技术要求最简易的船舶。
四川地区出土战国船棺遗存, 体现了独木舟在当时水运中的普及。其中应包括秦占有巴蜀之后属于秦工匠制作的产品。
广州4013号汉墓出土的木船“据部分复原, 得知船上是建有重楼的”。发掘者发现, 这一木船模型有的部件已经“腐朽及散失了”, 存留“桨十支和橹一支”。“大部分木板都有彩绘花纹”, 有的镂空木板绘有“龙虎相斗的画面”, 有的被推定为“可能是船舱上镂空的天花板, 画有相背向的鸟和云气纹”, 还有“船上的俑”的残件28。有学者认为这一遗存可以看作“楼船”之模型[6]。这一发现结合前引《史记》卷一一二《平津侯主父列传》所谓秦始皇“使尉屠睢将楼船之士南攻百越”, 可以充实我们对秦“楼船”的相关认知。
秦封泥“厎柱丞印”说明经由砥柱的黄河漕运路线秦时已经开通29, 则载运量及冲越河险所要求的能达到一定坚固程度的运船的制作, 应当已经可以满足运输需求。
近年考古学发展的趋势使得我们满怀信心地期待, 今后考古工作的进步, 将获取新的发现, 可以提供能够反映秦造船生产技术水准的较多数量、较高等级的新鲜充备的资料。
五、关于“都船丞印”封泥秦封泥发现中可以看到“都船丞印”30。
据《汉书》卷一九《百官公卿表上》, “中尉”设置沿袭“秦官”旧制。其属下有“都船”“令丞”:
中尉, 秦官, 掌徼循京师, 有两丞、候、司马、千人。武帝太初元年更名执金吾。属官有中垒、寺互、武库、都船四令丞。都船、武库有三丞, 中垒两尉。又式道左右中候、候丞及左右京辅都尉、尉丞兵卒皆属焉。初, 寺互属少府, 中属主爵, 后属中尉。
颜师古注引如淳曰:“都船狱令, 治水官也。”[9]《汉书》卷八三《薛宣传》:“少为廷尉书佐、都船狱史。”31《汉书》卷八六《王嘉传》:“廷尉收嘉丞相新甫侯印绶, 缚嘉载至都船诏狱。”32陈直《汉书新证》写道:
都船。直按:西安汉城遗址中, 出土有“船司空丞”封泥。疑为都船丞之初名。《地理志》, 京兆尹有船司空县, 颜师古注:本主船之官。[1]
吕宗力主编《中国历代官制大辞典》有“都船令”及“都船丞”条:“都船令, 官名。西汉置。初属中尉, 主都船狱, 有三丞。或以都船狱令为治水官。武帝太初元年 (前104) 更名执金吾后改属之。东汉省。”“都船丞, 官名。秦置, 属中尉。入汉因之, 武帝太初元年 (前104) 更属执金吾, 为都船令副贰, 员三人。东汉省。”33以为“都船令”“西汉置”, 或与“都船丞”“秦置”及“为都船令副贰”的说法存在矛盾, 然而明确指出“都船丞”“秦置”, 是正确的。此说得到了秦“都船丞印”封泥的印证。
也许颜师古以为“船司空”“本主船之官”与陈直“疑为都船丞之初名”之所谓“本”“初”的判断是正确的。
“都船狱令, 治水官也”之说不确。其所以出现, 应出自“船”与“水”的联想。陈直以为“船司空”“疑为都船丞之初名”的意见可能接近历史真实。陈直指出, “造舟的官府手工业, 在西汉初期由船司空主管, 三辅范围以内则由辑濯令丞主管。”他在《汉书新证》中还写道:
汉代官府造舟的手工业, 《汉书·百官表》无明文;《汉书·地理志》, 京兆尹有船司空县。颜师古注:“本主船之官, 遂以为县。”足证在西汉初期有船司空, 专主造船的事业, 此官之废, 及是否属于将作大匠, 均难稽考。34
“在西汉初期有船司空, 专主造船的事业”, 而“都船丞”作为“秦官”, 应为秦时“主船之官”, 也就是“主管”“造舟的官府手工业”, 是“专主造船的事业”的职官。
六、秦始皇江航海航之用船秦代交通史所涉及的水运主题, 有对舟船制作的需求。适应不同的水域、水情、水文条件与不同的运输性质、运输对象、运输量, 对直接关系运输条件的造船技术各有要求。而满足最高技术等级标准的舟船设计与舟船制作, 无疑当应用于秦始皇出行用船。
秦始皇出巡, 有济渡江河与经行江河航道的经历。而后者使用时限较长, 更值得交通史学者关注。
历史记忆最深刻的故事, 见于《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有关秦始皇二十八年 (前219) 第一次东巡“渡淮水”及“浮江”的记载:
始皇还, 过彭城, 斋戒祷祠, 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没水求之, 弗得。乃西南渡淮水, 之衡山、南郡。浮江, 至湘山祠。逢大风, 几不得渡。上问博士曰:“湘君何神?”博士对曰:“闻之, 尧女, 舜之妻, 而葬此。”于是始皇大怒, 使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树, 赭其山。上自南郡由武关归。
关于“衡山”, 张守节《正义》载:“《括地志》云:‘衡山, 一名岣嵝山, 在衡州湘潭县西四十一里。’”关于“之衡山、南郡”, 张守节《正义》云:“今荆州也。言欲向衡山, 即西北过南郡, 入武关至咸阳。”关于“湘山祠”, 张守节《正义》:“《括地志》云:‘黄陵庙在岳州湘阴县北五十七里, 舜二妃之神。二妃冢在湘阴北一百六十里青草山上。盛弘之《荆州记》云青草湖南有青草山, 湖因山名焉。《列女传》云舜陟方, 死于苍梧。二妃死于江湘之间, 因葬焉。’按:湘山者, 乃青草山。山近湘水, 庙在山南, 故言湘山祠。”关于“由武关归”, 裴骃《集解》:“应劭曰:‘武关, 秦南关, 通南阳。’文颖曰:‘武关在析西百七十里弘农界。’”张守节《正义》:“《括地志》云:‘故武关在商州商洛县东九十里, 春秋时少习也。杜预云少习。商县武关也。’”35
秦始皇“还”, 曾经“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没水求之”, 又“渡淮水”, “自南郡由武关归”, “即西北过南郡, 入武关至咸阳”, 应当有经行汉江水道的路线选择。而秦始皇此次行迹最值得我们关注的是“浮江, 至湘山祠”, 竟然“逢大风, 几不得渡”, 于是“大怒”的情形。
此段行程, 应有“浮江”亦即经历湘江航线的经历。“逢大风, 几不得渡”, 说风浪之大严重威胁航行安全。与此类似的风向风力影响船舶航行的情形, 可见《史记》卷二八《封禅书》言“勃海中”“三神山”探求情形:“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莱、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 其傅在勃海中, 去人不远;患且至, 则船风引而去。盖尝有至者, 诸仙人及不死之药皆在焉。其物禽兽尽白, 而黄金银为宫阙。未至, 望之如云;及到, 三神山反居水下。临之, 风辄引去, 终莫能至云。世主莫不甘心焉。及至秦始皇并天下, 至海上, 则方士言之不可胜数。始皇自以为至海上而恐不及矣, 使人乃赍童男女入海求之。船交海中, 皆以风为解, 曰未能至, 望见之焉。”所谓“以风为解”, 司马贞《索隐》:“顾野王云;‘皆自解说, 遇风不至也。’”36凡“且至, 则船风引而去”“临之, 风辄引去”“船交海中”“遇风不至”等说, 均言海风致使船行方向失去控制。又有《史记》卷一一四《东越列传》:“至元鼎五年, 南越反, 东越王余善上书, 请以卒八千人从楼船将军击吕嘉等。兵至揭阳, 以海风波为解, 不行, 持两端, 阴使南越。及汉破番禺, 不至。是时楼船将军杨仆使使上书, 愿便引兵击东越。”[2]这是关于海上风浪阻碍航行的较早较明确的记录。南洋航道类同记载, 有《汉书》卷二八《地理志下》:“苦逢风波溺死, 不者数年来还。”37其情形当然更为严重。而秦始皇“浮江, 至湘山祠”“逢大风, 几不得渡”等情节, 说明其乘船在大风浪面前虽然不能保证行旅的舒适性, 但他的船队大致能够抗击这种异常气候条件、异常水文条件带来的困难, 船舶稳定性是达到一定水准的。
汉代船舶模型, 集中发现于广州和长沙[4]。长沙出土的汉代木船模型, 所表现的当然是有历史渊源的造船业的产品。我们曾经讨论过长沙走马楼简所见舟船属具的简文, 可以测算湘江水运使用船舶的满载排水量, 有可能达到103吨[5]。这虽然是稍后的资料, 然而也可以作为重要参考, 据以推知秦时湘江流域造船业的技术水准。而秦始皇乘船的等级, 应当超过一般民用船只。
秦始皇二十八年 (前219) , 于琅邪曾经与随行重臣“议功德于海上”38, 当有海上船舶提供这种特殊议政形式的技术条件。秦始皇三十七年 (前210) 行至海滨, 又有浮海射大鱼的表现。“始皇梦与海神战, 如人状。问占梦, 博士曰:‘水神不可见, 以大鱼蛟龙为候。今上祷祠备谨, 而有此恶神, 当除去, 而善神可致。’乃令入海者赍捕巨鱼具, 而自以连弩候大鱼出射之。自琅邪北至荣成山, 弗见。至之罘, 见巨鱼, 射杀一鱼。遂并海西。”39这是秦始皇最后一次行临海滨, 却有敢于抗击“海神”的英雄主义表现。所谓“自琅邪北至荣成山”, 又“至之罘”, 应是在海上航行。只是秦始皇乘坐的船舶, 我们目前没有具体的资料可以作为考察条件。然而其安全性能, 是可以大致想见的。
七、徐巿船队规模推想徐巿是向秦始皇宣传神仙学说获得信任的方士。依恃秦始皇提供的支持, 徐巿启动了大规模的“入海求神异物”“入海求仙人”的海上航行。《史记》卷一一八《淮南衡山列传》载伍被语:
使徐巿入海求神异物, 还为伪辞曰:“臣见海中大神, 言曰:‘汝西皇之使邪?’臣答曰:‘然。’‘汝何求?’曰:‘愿请延年益寿药。’神曰:‘汝秦王之礼薄, 得观而不得取。’即从臣东南至蓬莱山, 见芝成宫阙, 有使者铜色而龙形, 光上照天。于是臣再拜问曰:‘宜何资以献?’海神曰:‘以令名男子若振女与百工之事, 即得之矣。’”秦皇帝大说, 遣振男女三千人, 资之五谷种种百工而行。徐巿得平原广泽, 止王不来。[1]
此言“遣振男女三千人, 资之五谷种种百工而行”, 仅“振男女”就多达“三千人”。《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则说“数千人”:
齐人徐巿等上书, 言海中有三神山, 名曰蓬莱、方丈、瀛洲, 僊人居之。请得斋戒, 与童男女求之。于是遣徐巿发童男女数千人, 入海求僊人。
张守节《正义》引《括地志》对徐巿这支海上探索队伍的去向试图有所说明。其中写道:
亶洲在东海中, 秦始皇使徐福将童男女入海求仙人, 止在此州, 共数万家。至今洲上人有至会稽市易者。吴人《外国图》云亶洲去琅邪万里。[2]
关于徐巿远航随行队伍的规模, 一说“振男女三千人”, 一说“童男女数千人”, 一说定居亶洲者“共数万家”。则数量更为惊人。
《史记》卷一一五《朝鲜列传》记载:“天子募罪人击朝鲜。其秋, 遣楼船将军杨仆从齐浮渤海;兵五万人, 左將軍荀彘出辽东:讨右渠。”[3]此据中华书局标点本, “兵五万人”与“楼船将军杨仆从齐浮渤海”分断, 可以理解为“兵五万人”随“左将军荀彘出辽东”。其实, 也未必不可以“遣楼船将军杨仆从齐浮渤海, 兵五万人”连读。有的研究论著就写道:“楼船将军杨仆率领楼船兵5万人”进攻朝鲜40。《汉书》卷九五《朝鲜列传》即作:“天子募罪人击朝鲜。其秋, 遣楼船将军杨仆从齐浮勃海, 兵五万, 左将军荀彘出辽东, 诛右渠。”[5]在“兵五万”之后不使用分号。《史记》卷一一五《朝鲜列传》又说:“楼船将齐卒, 入海”, “楼船将军将齐兵七千人先至王险。”41如果杨仆“楼船军”只有“齐兵七千人”, 按照《后汉书》卷二四《马援传》“楼船大小二千余艘, 战士二万余人”的比例42, 应有“楼船大小七百余艘”。按照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太平御览》卷七六八引《后汉书》“楼船大小三千余艘, 士二万余人”43的比例, 则应有“楼船大小一千又五十余艘”。无论如何, 这都是一支规模相当庞大的舰队44。而徐巿船队即使主要人数构成是“振男女三千人”, 则也超过“楼船将军将齐兵七千人”的42.85%。按照《后汉书》卷二四《马援传》“楼船大小二千余艘, 战士二万余人”的比例, 应有船舶300艘。如果按照《后汉书》卷二四《马援传》“楼船大小二千余艘, 战士二万余人”的比例, 则应有船舶450艘。这当然是十分惊人的数字。应当知道, 这只是依“振男女三千人”的数字推算, 尚不包括人数至少应当超过数百的同行的“百工”, 以及数量必然可观的船员水手们。300艘与450艘, 是相当保守的估算。如若《括地志》所谓定居之后“共数万家”之说可靠, 则船队规模必然更为宏大。
由此可见, 徐巿出海必然会显著地促进出发地方造船业的发展。而西汉时期这一地区造船业的突出发展与航海事业的进步, 是可以通过对秦始皇时代造船业生产水准的考察发现其历史基础的45。
注释1王子今:《秦国交通的发展与秦的统一》, 《史林》, 1989年第4期;《秦统一原因的技术层面考察》, 《社会科学战线》, 2009年第9期。
2司马迁:《史记》, 中华书局, 1959年版, 第2613页。
3《战国策·赵策一》记载, 赵豹警告赵王应避免与秦国对抗:“秦以牛田, 水通粮, 其死士皆列之于上地, 令严政行, 不可与战。王自图之!”[西汉]刘向集录:《战国策》,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年版, 第618页。
4司马迁:《史记》, 中华书局, 1959年版, 第2994页。
5班固:《汉书》, 中华书局, 1962年版, 第1602页。
6常璩撰, 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年版, 第229页。
7张佩纶云:“历考诸说, 齐桓之迹, 无至牂柯理。 (黎) 翔凤案:文意但言莫违其命, 非亲至其地也。”黎翔凤撰, 梁运华整理:《管子校注》, 中华书局, 2004年版, 第425、437页。
8常璩撰, 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年版, 第128页。
9《释名·释船》以排水量列举船型, 只有“五百斛以上”、“三百斛”、“二百斛以下”三种。任继昉纂:《释名汇校》, 齐鲁书社, 2006年版, 第436-437页。
10李昉等撰:《太平御览》, 中华书局用上海涵芬楼影印宋本1960年2月复制重印版, 第3410页。
11常璩撰, 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年版, 第126页。
12“舫船载卒”, 鲍彪注:“舫, 并船也。” (西汉) 刘向集录:《战国策》,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年版, 第506页。
13司马迁:《史记》, 中华书局, 1959年版, 第2695页。
14许慎撰, (清) 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据经韵楼藏版, 1981年影印, 第403-404页。
15常璩撰, 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年版, 第141页。
16郭郛注:“番禺生活在海滨, 舟可能不是独木舟, 而是大型的舟。”郭郛注:《山海经校注》,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年版, 第926-927页。
17司马迁:《史记》, 中华书局, 1959年版, 第2967页。
18司马迁:《史记》, 中华书局, 1959年版, 第3268页。
19班固:《汉书》, 中华书局, 1962年版, 第1670页。
20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东省博物馆:《西汉南越王墓》, 文物出版社, 1991年版, 第345、357页。
21据介绍, 一枚半两钱发现于斯里兰卡耶波弗伐, 现藏于阿努拉达普拉博物馆。研究者写道:“据大英博物馆的统计资料及耶波弗伐出土半两的形制和工艺等, 笔者认为这枚‘半两’当铸造于秦代。”查迪玛 (A.Chandima) :《斯里兰卡藏中国古代文物研究---兼谈古代中斯贸易关系》, 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11年4月, 导师:于海广教授。然而后来发表的意见则认为:“据大英博物馆的统计资料及耶波弗伐出土半两的形制及工艺等, 笔者认为这枚‘半两’当铸造于公元前175至公元前150年间。”[斯里兰卡]查迪玛·博嘎哈瓦塔, 柯莎莉·卡库兰达拉:《斯里兰卡藏中国古代钱币概况》, 《百色学院学报》, 2016年第6期。
22广州市文物管理处、中山大学考古专业75届工农兵学员:《广州秦汉造船工场遗址试掘》, 《文物》, 1977年第4期。
23广州市文物管理处、中山大学考古专业75届工农兵学员:《广州秦汉造船工场遗址试掘》, 《文物》, 1977年第4期。对于这处遗址的性质, 还存在着不同的意见。有人认为这是一处古代建筑基址, 枕木、滑板应是一种柱础结构。参看广东省博物馆:《广东考古结硕果, 岭南历史开新篇》, 《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 (1949~1979》, 文物出版社, 1979年版, 第332页。
2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 刘庆柱、白云翔主编:《中国考古学·秦汉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年版, 第295-296页。
25司马迁:《史记》, 中华书局, 1959年版, 第2958页;班固:《汉书·严安传》:“使尉屠睢将楼船之士攻越。”有学者据此论述:“楼船, 顾名思义, 就是有楼的船。”“秦朝以后, 楼船不断发展, 成为水军的主力战舰之一。《汉书·严安传》记载, 秦始皇已经派大将率领用楼船组成的舰队攻打越国。”金秋鹏:《中国古代的造船和航海》,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85年版, 第84页。
26《淮南子·人间》:“ (秦皇) 又利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玑, 乃使尉屠睢发卒五十万, 为五军, 一军塞镡城之岭, 一军守九疑之塞, 一军处番禺之都, 一军守南野之界, 一军结余干之水, 三年不解甲弛弩, 使监禄无以转饷, 又以卒凿渠而通粮道, 以与越人战。”张双棣撰:《淮南子校释》,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年版, 第1907页。
27云南省博物馆考古发掘工作组:《云南晋宁石寨山古遗址及墓葬》, 《考古学报》, 1956年第1期;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发掘报告》, 文物出版社, 1959年版;冯汉骥:《云南晋宁出土铜鼓研究》, 《文物》, 1974年第1期。
28夏鼐:《考古学和科技史---最近我国有关科技史的考古新发现》, 《考古学和科技史》, 科学出版社, 1979年版, 第5页。
29福建省博物馆、连江县文化馆:《福建连江发掘西汉独木舟》, 《文物》, 1979年2期。
30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广州市博物馆:《广州汉墓》, 文物出版社, 1981年版, 第356页。
31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东省博物馆:《西汉南越王墓》, 文物出版社, 1991年版, 第345页。
32《秦封泥选》, 西安中国书法艺术博物馆藏, 《书法》, 2017年第10期;王子今:《说秦"厎柱丞印"封泥》, 《故宫博物院院刊》, 2019年第3期。
33《秦封泥选》, 西安中国书法艺术博物馆藏, 《书法》, 2017年第10期。
34班固:《汉书》, 中华书局, 1962年版, 第732页。
35班固:《汉书》, 中华书局, 1962年版, 第3385页。
36班固:《汉书》, 中华书局, 1962年版, 第3502页。
37陈直:《汉书新证》,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79年版, 第110页。
38“秦置”误排为“奉置”, 吕宗力主编:《中国历代官制大辞典》, 商务印书馆, 2015年版, 第725页。
39陈直:《两汉经济史料论丛》,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0年版, 第172页。
40司马迁:《史记》, 中华书局, 1959年版, 第248-249页。
41司马迁:《史记》, 中华书局, 1959年版, 第1370页;班固:《汉书·郊祀志上》:“患且至, 则风辄引船而去。”
42司马迁:《史记》, 中华书局, 1959年版, 第2982页。
43班固:《汉书》, 中华书局, 1962年版, 第1671页。
44陈直关于汉代“造舟的官府手工业”的论述中, 说到“现今有长沙汉墓中木船、广州汉墓中陶船模型的发现”。《两汉经济史料论丛》,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0年版, 第172页。
45中国古代帆船主桅长度约等于或小于船长, 主帆宽度有的超过船宽2倍。又知帆的总面积 (以平方米计) 与船的满载排水量 (以吨计) 有一定的比例关系, 中国帆船一般在2∶1和3∶1之间。石阶池:《帆船》, 《中国大百科全书·交通》,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6年版, 第112页。如此则可推知走马楼简1384说到的运船规模, 大致为长度超过16.75米, 宽度则大约为7.2米左右。从“大樯”长七丈而帆高六丈左右, 即使用四角形方帆的认识基点出发, 则帆的总面积约为206.21平方米。就是说, 走马楼简提供的有关这艘运船尺度的资料, 反映当时湘江水运已经使用排水量70吨至100吨的船舶, 而这艘船的满载排水量甚至有可能达到103吨。王子今:《走马楼舟船属具简与中国帆船史的新认识》, 《文物》, 2005年第1期。
46司马迁:《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张守节《正义》, 第247页。
47司马迁:《史记》, 中华书局, 1959年版, 第263页。
48司马迁:《史记》, 中华书局, 1959年版, 第3085页。
49司马迁:《史记》, 中华书局, 1959年版, 第247-248页。
50司马迁:《史记》, 中华书局, 1959年版, 第2987页。
51张炜、方堃:《中国海疆通史》, 中州古籍出版社, 2003年版, 第65页。
52班固:《汉书》, 中华书局, 1962年版, 第3865页。
53 (汉) 司马迁:《史记》, 中华书局, 1959年版, 第2987页。
54王子今:《马援楼船军击交阯九真与刘秀的南海经略》, 《社会科学战线》, 2015年第5期。
55中华书局用上海涵芬楼影印宋本1960年2月复制重印版《太平御览》作“楼舡大小二千余艘, 士二万余人”, 与《后汉书》卷二四《马援传》同, 第3407页。
56王子今:《论杨仆击朝鲜楼船军“从齐浮渤海”及相关问题》, 《鲁东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9年第1期。
57王子今:《“博昌习船者”考论》, 《齐鲁文化研究》, 2013年总第13辑, 泰山出版社, 2013年版。